第二百四十三章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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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奇卡提洛的审判在1992年4月14日开始。
    地点是罗斯托夫州法院的一间审判庭。这间审判庭不算大，旁听席上摆了大约两百个座位，开庭那天全部坐满了。
    来旁听的人里有受害者家属、记者、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跟案子没什么关系、只是想亲眼看看那个“罗斯托夫屠夫”长什么样的市民。
    审判庭的最里面，靠墙的位置，放着一个巨大的金属笼子。笼子是用粗钢条焊成的，四面通透，顶部也有铁网封住。
    这是法院为了这个案子专门定做的。
    按照苏联和俄罗斯的司法惯例，一般刑事案件的被告席是开放式的围栏，或者干脆就是一张桌子。
    但奇卡提洛的案子不一样。法院担心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会情绪失控冲上去，也担心奇卡提洛本人在庭审过程中做出什么极端举动。
    这个笼子后来成了这场审判最醒目的标志。
    奇卡提洛被带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西装，里面是深色的衬衫，没有打领带。他比两年前被捕的时候瘦了一些，头发也更稀疏了，但脸上那副金属框眼镜还在。两个法警架着他的胳膊，把他带进笼子里，然后锁上笼门。
    他坐了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旁听席上有人在低声骂他，有人在哭。他没有看那些人。他的目光越过旁听席，停在审判庭后面的墙上，那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苏联国旗。
    审判长是列昂尼德·阿库布扎诺夫，罗斯托夫州法院的资深法官。他坐在审判台的正中间，面前摆着一摞厚厚的案卷。他的两边坐着两名陪审员，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中年女人，都是普通市民。左边是公诉人，右边是辩护律师。
    阿库布扎诺夫敲了敲法槌，法庭安静下来。
    “现在开庭。被告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现年五十六岁，原新切尔卡斯克机车制造厂工程师……”
    法官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的篇幅很长，阿库布扎诺夫用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读完一半。他每念到一个受害者的名字，旁听席上就会有人发出抽泣声。有些家属听到自己孩子的名字时，直接晕了过去，被旁边的人扶着抬出了审判庭。
    奇卡提洛坐在笼子里，一开始还很安静。他低着头，手指交叉放在膝盖上。但念到第十几个受害者的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冲着审判台喊了一句：“为什么是我？你们为什么抓我？”
    法警走上前去，用警棍敲了敲笼子的铁条，示意他闭嘴。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又喊了起来：“医院……黑手党……骗子……”
    阿库布扎诺夫没有理他，继续念起诉书。
    第一天的审判持续了将近六个小时。结束后，奇卡提洛被法警押出法庭，塞进一辆等在法院门口的囚车，送回看守所。
    第二天的审判，焦点转到了精神鉴定。
    这是整个案件最关键的法律争议点。奇卡提洛的辩护律师，一个叫阿库布扎诺夫的人在法庭上提出，他的当事人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应当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而不是承担刑事责任。
    律师的依据是布哈诺夫斯基的诊断。
    布哈诺夫斯基在1990年冬天对奇卡提洛做过多次面谈。在面谈的基础上，他给出了一个诊断：奇卡提洛患有精神分裂症，伴有严重的性心理障碍。他的杀人行为是由精神疾病驱动的，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也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
    布哈诺夫斯基后来在法庭上作证时，详细解释了他的诊断依据。
    他说，奇卡提洛的童年创伤，包括大饥荒中哥哥的失踪、母亲的殴打、父亲的“叛徒”身份、母亲的受辱等等在他的心理发育过程中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所以他无法建立正常的性关系，无法通过常规方式获得满足。他的暴力行为是一种病态的替代机制，是他那个受损的大脑在绝望中寻找出口的方式。
    “他需要治疗，而不是处决。”布哈诺夫斯基在证词中说。
    但法庭指定的精神鉴定专家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三名来自莫斯科谢尔布斯基法医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专家，对奇卡提洛进行了为期数周的检查和评估。他们的结论是：奇卡提洛没有精神分裂症，没有妄想或幻觉，没有丧失对现实的判断能力。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那是错的，知道如果被抓会有什么后果。他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公诉人问其中一名专家：“如果他知道那是错的，为什么还要继续做？”
    专家的回答很简短：“因为他想这么做。”
    两份鉴定报告的结论截然相反，这让法庭陷入了两难。审判长阿库布扎诺夫在听取双方证词之后，宣布休庭，由法庭对两份鉴定报告进行审查。
    审判在4月底重新开始。
    这一阶段的审判持续了将近三个月。公诉人逐一宣读了每一起案件的细节：受害者的身份、失踪的时间、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和状态、法医鉴定的结论。法庭还传唤了几名目击者和侦查员出庭作证，包括雷巴科夫和科斯托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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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卡提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表现极不稳定。他有时沉默不语，有时突然大喊大叫，有时在笼子里来回踱步，有时趴在长椅上打瞌睡。
    有几次他甚至当着旁听席的面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声称自己“不是同性恋”。法警每次都要冲上去制止他，审判长阿库布扎诺夫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宣布休庭。
    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几乎每天都在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他们听着自己亲人的名字被反复念出，听着法医描述那些尸体的惨状，看着笼子里那个面无表情的男人。
    有些家属在庭审结束后走到法院门口，对着记者哭诉。
    有一个母亲说：“他毁了我的一生。他夺走了我唯一的孩子，我只想看他死。”
    1992年7月，审判进入最后阶段。
    公诉人在总结陈词中说，奇卡提洛犯下了苏联历史上最严重的系列谋杀案，受害者人数之多、作案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忍，都是前所未有的。他要求法庭判处奇卡提洛死刑。
    辩护律师在最后的陈述中再次强调，他的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他说，处决一个病人，是法律的耻辱。
    7月14日，法庭宣布休庭，由审判长和两名陪审员进行合议，合议持续了三天。
    1992年7月17日，审判庭重新开庭。
    旁听席上坐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满。走廊里都站了人。受害者家属们挤在一起，有人手里握着死去孩子的照片。
    阿库布扎诺夫站在审判台后面，手里拿着判决书。他没有立刻宣读，而是先看了一眼笼子里的奇卡提洛。奇卡提洛坐在长椅上，低着头，眼镜歪在鼻梁上。
    阿库布扎诺夫开始宣读。
    判决书很长，他念了将近一个小时。当他念到“法庭认定被告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犯有故意杀人罪，共计五十二起”的时候，旁听席上响起了一阵压抑的哭声。
    阿库布扎诺夫继续念：“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2条，法庭判处被告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欢呼。
    有人站了起来，有人鼓掌，有人哭着喊自己孩子的名字。一个叫妮娜·别洛列茨卡娅的女人从座位上冲了出来，朝笼子扑过去。她的儿子伊万，十二岁，1987年在扎波罗热被奇卡提洛杀害。三个法警挡住了她，把她按回座位上。她挣扎着喊：“把他给我们！把他给我们！”
    奇卡提洛坐在笼子里，听着法官念完判决。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旁听席上的人群，然后低下头，继续看着自己的膝盖。
    阿库布扎诺夫最后问了一句：“奇卡提洛，你听清楚了吗？”
    奇卡提洛没有回答。法警把他从笼子里拉出来，架着他的胳膊往法庭外面走。经过旁听席的时候，他转头看了一眼那些愤怒的面孔，嘴角动了一下，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审判结束后，奇卡提洛的辩护律师宣布将提起上诉。上诉的理由还是老一套：他的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上诉在1992年底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驳回。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
    但死刑没有立即执行。1992年的俄罗斯，正处于苏联解体后的混乱之中。叶利钦政府一度对奇卡提洛签发过特赦令，但后来又撤销了，死刑的执行被拖延了一年多。
    奇卡提洛被关在罗斯托夫州的一所看守所里，等待处决。他在狱中的表现很安静，不再喊叫，也不再脱裤子。他每天读书、写信，偶尔跟看守聊几句。他给妻子费奥多西亚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那些事。我是一个错误。”
    1994年2月14日，情人节。
    那天晚上，奇卡提洛被从牢房里带出来，带进一间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一张铺着橡胶垫的桌子，墙上贴着一层隔音材料。一个行刑官站在桌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把手枪。
    奇卡提洛被要求趴在那张桌子上。他没有反抗。他趴下去，脸贴着橡胶垫，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行刑官走到他身后，把枪口对准他的后脑勺。
    枪声响了。时间是晚上八点十分。
    奇卡提洛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在第二天传遍了俄罗斯。报纸上只发了简短的报道，说“罗斯托夫屠夫”已被处决，没有人为他哀悼，也没有人会为他哀悼
    但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们，那些在审判庭上哭泣过的家属们，他们并没有因为枪声响起而感到解脱。
    奇卡提洛死了，但他们的孩子没有回来。那些在火车站和公交站上消失的面孔，那些在树林深处被发现的尸骨，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
    审判结束了，处决也结束了，但这个案子留下的问题没有结束。
    一个社会如何对待那些最弱小的人？一个体制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变成一头野兽？这些问题没有随着奇卡提洛的死亡而被埋葬，也不应该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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