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二章最后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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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4月，罗斯托夫州克拉斯诺苏林镇。
    一个年轻女人的尸体在一片废弃的混凝土板下被发现。她大约二十岁上下，身份始终没有查明。她的尸体上有多处刀伤，颈部有刺伤，面部被刀划开，嘴里塞满了泥土。凶手用一块沉重的混凝土板砸碎了她的颅骨。
    侦查员在报告里写下了一个不太确定的结论：伤口模式与森林地带系列案件相似，但作案手法有差异——这次的受害者没有被取出眼球，肠道也没有被切除。他们无法百分之百确认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但科斯季耶夫看了报告之后，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他写道：“克拉斯诺苏林，1988年4月。可能是他。不确定。但模式在变化。”
    1988年全年，奇卡提洛杀了四个人。除了克拉斯诺苏林的那名女子，他还在乌克兰的伊洛瓦伊斯克杀了一个九岁的男孩，在沙赫特附近杀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罗斯托夫市区又杀了一名身份不明的女性。
    这些案件分散在不同的辖区，分别由不同的侦查员负责。没有人把它们跟森林地带案件联系起来，因为作案地点跳出了之前集中的铁路沿线，手法也有细微的变化。
    科斯季耶夫是在1989年初才注意到这些案件的。他在整理上一年的未破杀人案统计时，看到了伊洛瓦伊斯克那个九岁男孩的案卷。男孩的尸体在树林里被发现，身上有三十多处刀伤，眼窝附近有明显的刮擦伤。他把这份案卷跟森林地带案件的受害者名单放在一起比对，然后拿起电话打给了伊洛瓦伊斯克分局。
    “你们那里1988年5月的那个男孩案，我需要一份详细的尸检报告。”
    几天后报告寄到了。科斯季耶夫看完之后，在笔记本上又记了一笔：“伊洛瓦伊斯克，1988年5月。九岁男孩。三十多处刀伤。眼窝刮擦。是他。”
    他在办公室墙上那张地图上，把伊洛瓦伊斯克的位置也标了出来。红色图钉已经不再只集中在罗斯托夫州境内了，它们开始向更远的地方扩散——北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到扎波罗热，西到列宁格勒。
    凶手在移动。他越跑越远，越杀越多。
    1989年3月到8月，奇卡提洛在罗斯托夫州境内杀了五个人。
    三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塔季扬娜·雷若娃。她的尸体在罗斯托夫市区的一片树林里被发现，身上有多处刀伤。
    五月，一个八岁的男孩在生日过后的第二天遇害。
    六月，一个十岁的男孩失踪。
    八月，一个十九岁的匈牙利女学生在罗斯托夫火车站附近失踪，几天后尸体在郊外被发现。
    同月月底，又一个十岁的男孩失踪，他的遗体直到奇卡提洛被捕后才被找到。
    这一连串案件在罗斯托夫引起了恐慌。家长们不敢让孩子单独出门，火车站和公交站上的警察比以前更多了。
    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频繁，虽然措辞依然谨慎，但公众已经知道，有一个专门在火车站附近作案的杀手还没有被抓到。
    科斯季耶夫手下的专案组在1989年得到了最后一次扩充。总检察院又调了几个人过来，布控的范围重新扩大到十几个重点车站。
    但科斯季耶夫心里清楚，这些人手和资源来得太晚了。凶手已经作案十一年，杀了四十多个人。专案组的存在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官僚式的惯性——它在运转，但没有方向。
    1989年秋天，科斯托耶夫做了一次尝试。
    他从布哈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了一个建议：让乔装打扮的女警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巡逻，假装成流浪者或者站街女，引诱凶手现身。
    布哈诺夫斯基说，凶手专门挑那些看起来孤立无援的女人下手，如果看到有女人独自在偏僻的地方逗留，他可能会被吸引过来。
    科斯托耶夫觉得这个办法有道理。他从内务局调了几名女警，让她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在几个重点车站附近走动。有些女警扮成流浪者，坐在站台的长椅上打瞌睡；有些扮成等车的旅客，故意站在灯光昏暗的角落。
    这个办法没有抓到奇卡提洛。但它有一个意外的效果：那段时间，罗斯托夫火车站附近的骚扰事件明显减少了。有些本来可能成为目标的女人，因为看到附近有“同伴”，选择了留在人多的地方。
    1990年，是奇卡提洛杀人最多的一年。
    从一月到十一月，他杀了至少八个人。年龄最小的十岁，最大的三十一岁。作案地点从罗斯托夫市区扩展到郊区的植物公园、火车站附近的树林、以及沙赫特方向的铁路沿线。
    其中一名受害者，十六岁的少年维克托·季先科，是在沙赫特遇害的。他的尸体在一片废弃的果园里被发现，身上有二十多处刀伤。沙赫特分局的侦查员在报告里写了跟以前一样的结论：作案手法与森林地带系列案件高度相似。
    科斯季耶夫看到这份报告时，在办公室里站了很久。沙赫特是1978年第一起案件发生的地方。十二年了，凶手又回到了起点。
    1990年11月6日，星期二。
    罗斯托夫市郊，顿列斯霍兹火车站。
    上午十一点左右，便衣警察伊戈尔·雷巴科夫在车站后面的货运通道附近巡逻。这个车站不大，周围是大片的树林和荒地，是专案组布控的重点区域之一。
    雷巴科夫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从树林方向走出来。那人五十多岁，穿深灰色外套，戴金属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尼龙运动袋。他的衣着不像是在林子里干体力活的人，袋子也不像是用来装蘑菇的。雷巴科夫注意到，那人的脸颊上有一小块暗红色的痕迹，右手的一根手指上缠着绷带。
    雷巴科夫走上前去，亮出证件，要求检查。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给雷巴科夫。工作证上写着：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新切尔卡斯克机车制造厂，工程师。
    雷巴科夫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那个男人，问道：“您从树林里出来？”
    “散步。”奇卡提洛说，“等车，时间还早。”
    雷巴科夫看了一眼他手里的尼龙袋。袋子鼓鼓囊囊，但袋口扎着，看不清里面装的是什么。在苏联的法律框架下，雷巴科夫没有搜查令，也没有足够的具体理由强行打开袋子检查。他只能看看证件，问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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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奇卡提洛手指怎么了。奇卡提洛说是在厂里干活时弄伤的。他问脸上的痕迹是怎么回事。奇卡提洛说是早上刮胡子刮破了。
    雷巴科夫没有再追问。他记下了奇卡提洛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证件号码，把证件还给他，然后放他走了。
    奇卡提洛提着那个尼龙袋，穿过站台，上了一趟进站的通勤列车。
    雷巴科夫站在原地看着列车开走。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一个从树林里走出来的中年男人，手指缠着绷带，脸上有血迹。这些都可以解释，单独看都不是什么大事。
    他回到车站派出所，把截停奇卡提洛的经过写在了当天的巡逻报告上。报告写得很简短：时间、地点、被检查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以及几点可疑之处，然后将报告交了上去。
    那天晚上，雷巴科夫回到家，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个男人的样子。但他没有多想。专案组的布控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每天被检查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个，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疑的地方，他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尼龙袋里，装的是二十二岁女子斯维特兰娜·科罗斯季克的乳房。科罗斯季克当天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被奇卡提洛诱骗至树林中杀害。如果雷巴科夫当时打开了那个袋子，奇卡提洛的犯罪生涯会在十一月六日就画上句号，但苏联法律没有给他那个权力。
    几天后，警方在顿列斯霍兹火车站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就是斯维特兰娜·科罗斯季克。法医鉴定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十一月六日前后。侦查员在整理附近车站的巡逻记录时，恰好翻到了雷巴科夫的那份报告。
    报告上的日期跟科罗斯季克遇害的日期吻合。报告里描述的那个男人，五十多岁，从林区走出，手指有伤，面部有血迹，跟专案组手头积累了多年的凶手侧写惊人地一致。
    布哈诺夫斯基六年前写的那份报告里，每一个字似乎都在指向这份简短的巡逻记录。
    科斯托耶夫幸运地看到了那份报告，于是他没有再犹豫，把奇卡提洛的名字输入了专案组的档案系统，然后竟然调出了1984年那次他被拘留的完整记录。
    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时间、体貌特征、行为模式，全部对得上。
    十一月十四日，科斯托耶夫向苏联总检察院申请了对奇卡提洛的监视令。几天之内，奇卡提洛的行踪被便衣警察全天候记录。他每天上班、回家、偶尔外出买东西。表面上一切正常，但科斯托耶夫已经确认了目标。
    十一月二十日，科斯托耶夫拿到了逮捕令，逮捕令上写的罪名是“涉嫌谋杀”。
    当天下午，几名便衣警察在新切尔卡斯克区的一条街上截住了奇卡提洛。他当时刚从一家诊所出来，手里拿着一瓶啤酒。
    警察把他带进一辆等在路边的车。奇卡提洛坐在后座上，看着车窗外的街道说：“你们抓错人了。”
    但没有人回应他。
    接着奇卡提洛被带到罗斯托夫市内务局的羁押室。在正式审讯之前，按照专案组的规定，对他进行了血样采集和体检。
    医生在体检中发现，奇卡提洛的右手有一根手指骨折，伤口尚未完全愈合。医生在报告里写道：该处骨折由人类咬伤造成。
    科斯托耶夫拿着这份体检报告，跟维克托·季先科的案卷放在一起比对。季先科是十月三十日在沙赫特遇害的十六岁少年，法医在季先科的牙齿上提取到了人体组织，比对结果惊人地吻合。
    那根被咬断的手指，成了奇卡提洛无法否认的证据。
    血型复检的报告也在同一天出来了。实验室重新检测了奇卡提洛的血样，并且从之前采集的样本中提取了精液物质。
    结果跟1978年以来所有受害者身上提取的精斑一样：精液中的血型物质为AB型，血液中的血型物质为A型。
    这是一个人身上出现两种不同血型的罕见案例。后来的法医学文献把它称为“奇卡提洛现象”。但在1990年11月，这个词还没有被创造出来。
    科斯托耶夫拿着两份报告，站在审讯室外面。他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走了进去。
    审讯室里，奇卡提洛坐在桌子对面，戴着手铐，眼镜歪在鼻梁上。他看着科斯托耶夫进来，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话。
    科斯托耶夫把逮捕令放在桌子上，冷冷地说：“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你被逮捕了。”
    奇卡提洛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只缠过绷带的手指微微蜷曲着。
    审讯持续了好几天，奇卡提洛最初什么都不承认。他说自己只是去树林里散步，尼龙袋里装的是他在垃圾堆里捡的东西。他说自己跟那些谋杀案没有任何关系，说警方在迫害一个无辜的人。
    心理学家布哈诺夫斯基在第四天也走进了审讯室，坐在了奇卡提洛对面，像两个普通人面对面聊天一样坐着。
    “我叫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我是医生，不是侦查员。”
    奇卡提洛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想跟你聊聊。不是关于案子。就是聊聊你。”
    布哈诺夫斯基翻开笔记本，开始跟奇卡提洛聊他的童年。聊乌克兰大饥荒，聊他失踪的哥哥，聊母亲打他的时候他躲在床底下。奇卡提洛一开始很沉默，偶尔回答一两个词。布哈诺夫斯基不着急。他继续问，继续等。
    终于，在那天下午，奇卡提洛第一次开口讲了自己的事。他没有讲谋杀。他讲的是小时候的事。同学们笑他尿裤子的时候，他假装没听见。父亲被当作“叛徒”关起来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街上的孩子从面前跑过去。
    布哈诺夫斯基听着，没有打断他。
    .......
    布哈诺夫斯基的加入和谈心，对奇卡提洛影响很大，他终于碰到了一个懂他的人。
    于是几天后，奇卡提洛开始供认。他先供认了几起案件，然后带侦查员去了几个埋尸地点，指认的地点跟警方已经发现尸体的地点很吻合，在那附近还找到了几具之前没有发现的遗体。
    最后奇卡提洛总共供认了五十二起谋杀！成为苏联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连环谋杀案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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